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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矿山铁汉”的传奇故事
文章字数：2,374
2016年，福建省第一对煤矿——铅坑矿迎来建矿60周年。时光倒流，定格在最艰苦的岁月，那里随处可见闪光的人、闪光的事。轻拣一枚，随之走进那个时代的井巷深处，去寻找矿山的根，寻找人性的本。
潘时兴，随着他所在的掘进五队被树立为福建省煤炭系统十面标杆红旗之一、被命名为“硬骨头五队”“特别能战斗队”而扬名。他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候补委员，此后他连续两年获得“福建省劳动模范”称号。他与他的掘进五队从此成为天湖山矿务局的传奇，让人传颂至今。
让我们一起来听潘时兴讲过去的事。
时代的选择
1969年，23岁的我来到铅坑矿，年岁不小，个头不高。第一次下井，井下一片漆黑，有的地方很高，还冒顶，抽风机轰轰作响。我真的是吓得发抖。我在部队当的是步兵，胆子算比较大的，可看到这种情况，我还是害怕，只是怕也没有用。
我当兵前在公社当通信员，转业时正是文革时期，国家大力提倡“四个面向”，原本想着地方可以分配个好工作却没了指望。回公社？我当通信员时，每天要煮饭给17个人吃，还要打扫卫生、挑水，工资一个月20元，说实话我不想再回去。那时煤矿一个月工资有50.4元，一个公社书记无非也才44.5元，普通干部也就30来元。下洋离我老家也不远，即使交通不便，回南安老家也就半天功夫。我家里有十口人，吃饱饭都成问题。那时候老百姓一分钱都没地方赚，我要是一个月还能寄二十多元、十几斤大米回家，那就很厉害了。思想挣扎了一段时间，也就慢慢地安下心来。
我在公社时已经入了团，到了部队，我们在这边开团会，他们在那边开党会，我心里羡慕得很，觉得入党真是光荣。我要好好干，争取入党，回到地方，地方工作人员看了档案，也比较好分配工作，那时就是这样的想法。初到煤矿又和到部队时的情形有点像，以前羡慕别人能入党，现在羡慕别人能吃下这等的苦头；以前对将来的工作有个盼头，现在浅浅地意识到了对生活的责任感；在部队我要求自己“积极服从、不犯错误”，在煤矿我决定先把技术学好，只要技术学懂了，规律掌握了，自然就不怕了。
韧性的战斗
铅坑矿是天湖山矿务局最早的煤矿，掘进五队是铅坑矿最拼的队伍。我磨练了4年，对井下采煤、掘进各项工序都基本熟练，早就不怕了。1973年，我进入掘进五队，任党支部书记。井下的工作，时常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，这时党员都是冲在前的。
有一些比较危险的、矿里都想要放弃的工程，我们五队总要试一试。有一次，遇上一个大煤包，巷道打进去，空气很稀薄，人一到那就会昏倒，但那边煤又多，都是国家资源啊。我们商量出一个办法，在外面把木头锯成需要的长度，然后把炸药绑在木头上，再将木头顶在煤包上爆破，把煤放下来。
还有一次，在775水平运输大巷施工中，打到构造带，淋水量、水压都很大，井下碰到水就要改道，但主巷如果改道，会造成很多麻烦，比如电瓶车在行驶时拐弯就很危险。当时的情况是钢钎打完眼，水就直接冲过来，雨衣穿不住，我们就穿蓑衣、戴斗笠坚持打。装炸药时，装完一节就被水顶了出来，我们用炸药袋套住炸药，一条一条塞进去，炸药塞满又被冲出来，我们就用木棍把炸药一节一节挤进去，外面用木楔顶住放炮。
1978年，矿务局在铅坑矿开展扩建大会战，按老程序来讲，一般是要等炮放完、炮烟散、出完渣，再架棚、铺轨。为了抢时间，我动了些脑筋，几经周折托人到泉州军分区借了两个防毒面具，炮一响完，两个戴防毒面具的人马上冲进去冲洗岩帮，冲洗完，立刻出渣，边出渣，边架起两台风钻，人站在渣上打顶眼，渣一出完，这边开始架棚，那边开始铺轨，每个人都不闲着，我们一环一环衔接得相当紧，把时间省下来多打循环。当月我们打了362米的进尺，得了全省第一。
除了生产上不落人后，我到五队那十年，没有出现过一起伤亡事故。越是危险的地方反而越不会出问题，因为大家都盯着看，往往就是那些认为很安全而无所谓的地方才容易出问题。井下作业要很谨慎，胆要大、心要细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对安全，我们从不侥幸，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。
那时候，工余放电影，一旦有红色经典电影，矿里就会要求工人早点出井。有个队长生产不想掉队，多干了一会儿，刚出井还没洗澡，就听说电影已经开始放了。他说：“放都放了，还看什么，走，进去接着干。”尽管有的队员很不情愿，心里骂着，脚却跟着队长走。普通的工人都能做到那样，我被党和人民授予那么大的荣誉，能不处处走在前吗？我们那时候的苦比不上纯手工时代的苦，扩建时期的苦也比不上开拓时期的苦。那个时代又有谁不苦？苦着苦着，也就习惯了。
我觉得所谓先进，就是要一个影响一个，一个带动一个，一个传续一个。每个队伍都有值得别的队伍学习的地方，大环境下，大家都是拼命大干，比学赶超，相互影响。当然，一个队伍的成长也是要全面发展的，只有自己先干好了，才能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，才会有更多先进的成长和壮大、传承和发扬。掘进五队就出了不少骨干，先后分别调到局、矿、区担任领导职务，这也无形地影响着别的队伍。我听说，至今的铅坑矿掘进五队还挑着大梁，依然专啃“硬骨头”，真是让人欣慰！
有人说我是用劳动和汗水铸成的“铁汉”，也有人说我纯粹只是运气好。我想起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谁肯认真地工作，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，就能超群出众。”获得各种荣誉之后，职务也不断变化，而我自己心里始终坚持着毛主席提倡的“三种精神”。我在井下一线10年，当领导28年，当了“官”之后，我一直要求自己不带私心，一心为公，不骄不躁。其实，人生一世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磊磊落落就好了。当下，虽然煤炭产能过剩，但那时却是工业的粮食，国家的政策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我们个人要服从国家大局。年轻人要珍惜好时代，不忘本，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，相信平凡的事好好做，一样能出成果，进而影响他人，推动社会进步。（袁道霞）
潘时兴，随着他所在的掘进五队被树立为福建省煤炭系统十面标杆红旗之一、被命名为“硬骨头五队”“特别能战斗队”而扬名。他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候补委员，此后他连续两年获得“福建省劳动模范”称号。他与他的掘进五队从此成为天湖山矿务局的传奇，让人传颂至今。
让我们一起来听潘时兴讲过去的事。
时代的选择
1969年，23岁的我来到铅坑矿，年岁不小，个头不高。第一次下井，井下一片漆黑，有的地方很高，还冒顶，抽风机轰轰作响。我真的是吓得发抖。我在部队当的是步兵，胆子算比较大的，可看到这种情况，我还是害怕，只是怕也没有用。
我当兵前在公社当通信员，转业时正是文革时期，国家大力提倡“四个面向”，原本想着地方可以分配个好工作却没了指望。回公社？我当通信员时，每天要煮饭给17个人吃，还要打扫卫生、挑水，工资一个月20元，说实话我不想再回去。那时煤矿一个月工资有50.4元，一个公社书记无非也才44.5元，普通干部也就30来元。下洋离我老家也不远，即使交通不便，回南安老家也就半天功夫。我家里有十口人，吃饱饭都成问题。那时候老百姓一分钱都没地方赚，我要是一个月还能寄二十多元、十几斤大米回家，那就很厉害了。思想挣扎了一段时间，也就慢慢地安下心来。
我在公社时已经入了团，到了部队，我们在这边开团会，他们在那边开党会，我心里羡慕得很，觉得入党真是光荣。我要好好干，争取入党，回到地方，地方工作人员看了档案，也比较好分配工作，那时就是这样的想法。初到煤矿又和到部队时的情形有点像，以前羡慕别人能入党，现在羡慕别人能吃下这等的苦头；以前对将来的工作有个盼头，现在浅浅地意识到了对生活的责任感；在部队我要求自己“积极服从、不犯错误”，在煤矿我决定先把技术学好，只要技术学懂了，规律掌握了，自然就不怕了。
韧性的战斗
铅坑矿是天湖山矿务局最早的煤矿，掘进五队是铅坑矿最拼的队伍。我磨练了4年，对井下采煤、掘进各项工序都基本熟练，早就不怕了。1973年，我进入掘进五队，任党支部书记。井下的工作，时常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，这时党员都是冲在前的。
有一些比较危险的、矿里都想要放弃的工程，我们五队总要试一试。有一次，遇上一个大煤包，巷道打进去，空气很稀薄，人一到那就会昏倒，但那边煤又多，都是国家资源啊。我们商量出一个办法，在外面把木头锯成需要的长度，然后把炸药绑在木头上，再将木头顶在煤包上爆破，把煤放下来。
还有一次，在775水平运输大巷施工中，打到构造带，淋水量、水压都很大，井下碰到水就要改道，但主巷如果改道，会造成很多麻烦，比如电瓶车在行驶时拐弯就很危险。当时的情况是钢钎打完眼，水就直接冲过来，雨衣穿不住，我们就穿蓑衣、戴斗笠坚持打。装炸药时，装完一节就被水顶了出来，我们用炸药袋套住炸药，一条一条塞进去，炸药塞满又被冲出来，我们就用木棍把炸药一节一节挤进去，外面用木楔顶住放炮。
1978年，矿务局在铅坑矿开展扩建大会战，按老程序来讲，一般是要等炮放完、炮烟散、出完渣，再架棚、铺轨。为了抢时间，我动了些脑筋，几经周折托人到泉州军分区借了两个防毒面具，炮一响完，两个戴防毒面具的人马上冲进去冲洗岩帮，冲洗完，立刻出渣，边出渣，边架起两台风钻，人站在渣上打顶眼，渣一出完，这边开始架棚，那边开始铺轨，每个人都不闲着，我们一环一环衔接得相当紧，把时间省下来多打循环。当月我们打了362米的进尺，得了全省第一。
除了生产上不落人后，我到五队那十年，没有出现过一起伤亡事故。越是危险的地方反而越不会出问题，因为大家都盯着看，往往就是那些认为很安全而无所谓的地方才容易出问题。井下作业要很谨慎，胆要大、心要细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对安全，我们从不侥幸，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。
那时候，工余放电影，一旦有红色经典电影，矿里就会要求工人早点出井。有个队长生产不想掉队，多干了一会儿，刚出井还没洗澡，就听说电影已经开始放了。他说：“放都放了，还看什么，走，进去接着干。”尽管有的队员很不情愿，心里骂着，脚却跟着队长走。普通的工人都能做到那样，我被党和人民授予那么大的荣誉，能不处处走在前吗？我们那时候的苦比不上纯手工时代的苦，扩建时期的苦也比不上开拓时期的苦。那个时代又有谁不苦？苦着苦着，也就习惯了。
我觉得所谓先进，就是要一个影响一个，一个带动一个，一个传续一个。每个队伍都有值得别的队伍学习的地方，大环境下，大家都是拼命大干，比学赶超，相互影响。当然，一个队伍的成长也是要全面发展的，只有自己先干好了，才能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，才会有更多先进的成长和壮大、传承和发扬。掘进五队就出了不少骨干，先后分别调到局、矿、区担任领导职务，这也无形地影响着别的队伍。我听说，至今的铅坑矿掘进五队还挑着大梁，依然专啃“硬骨头”，真是让人欣慰！
有人说我是用劳动和汗水铸成的“铁汉”，也有人说我纯粹只是运气好。我想起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谁肯认真地工作，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，就能超群出众。”获得各种荣誉之后，职务也不断变化，而我自己心里始终坚持着毛主席提倡的“三种精神”。我在井下一线10年，当领导28年，当了“官”之后，我一直要求自己不带私心，一心为公，不骄不躁。其实，人生一世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磊磊落落就好了。当下，虽然煤炭产能过剩，但那时却是工业的粮食，国家的政策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我们个人要服从国家大局。年轻人要珍惜好时代，不忘本，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，相信平凡的事好好做，一样能出成果，进而影响他人，推动社会进步。（袁道霞）